严斌剑， 韩子旭 | 在校大学生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的实证研究——以南京高校经管类本科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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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大学生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的实证研究

——以南京高校经管类本科生为例

严斌剑， 韩子旭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95)

摘　要：本文利用南京市不同层级高校大三、大四年级612名经管类专业本科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研究了在校大学生对升迁机会、工作稳定性、组织文化、在职深造机会、商业医疗保险和加班时长六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偏好和受偿意愿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受访学生最重视升迁机会，其次为在职深造机会，而对工作稳定性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他们愿意为改善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放弃696.2～2398元的起始月薪；对于每周多加班一小时，受访学生则要求得到平均46.45元/时的工资补偿；职业目标、性别、人力资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受访学生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

关键词：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大学生就业偏好；选择实验法

01

引      言

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是我国的重要政策。国务院于2017年2月印发的《“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提出要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首位，并把“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作为2020年计划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加以强调。然而，近年来考研人数不断增长、高校毕业生频繁跳槽的社会现象说明，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仍有较大改善空间。2015—2017 届中国大学毕业生半年内的离职率分别是34%、34%、33%，过于频繁的跳槽不仅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对高校毕业生自身的发展也十分不利^[1]。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个体在获得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满足后，会进一步追求情感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更高层次的需求^[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工资很可能已经不是大多数劳动者选择职业时考虑的唯一因素，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职业需求。新一代大学生成长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他们的择业观和工作观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和时代印记。“90后”和“95后”群体往往更加注重在工作中获得良好的内在体验^[3]，发展前景、工作稳定性、工作环境、社会声望等非货币化职业特征(Nonwage Job Characteristics)越来越受到当代大学生的重视。Rosen提出的补偿性工资差别理论率先强调了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重要性^[4]。这一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与商品市场类似的补偿性差异，体现为劳动者愿意为具有更好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工作放弃一定数额的工资。一个劳动者偏好和能力完全同质且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理想劳务市场在均衡状态下，各种职业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好坏与其所能提供工资报酬的多少将会呈现负相关关系。此后，更多学者开始关注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流动和工作搜寻行为被认为与不同职业间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差异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由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变化带来的效用提升占到工作流动给劳动者带来的总收益的一半以上^[5]。另一方面，选择职业时在发展机会、人职匹配度等非货币化职业特征方面做出妥协将会降低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进而导致工作倦怠^[6]。由此可见，劳动者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主观偏好能否与其所从事职业的客观情况相匹配是影响其就业满意度和跳槽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尽可能地使具有不同职业目标、不同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得到满足是提高大学生就业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因此，研究当代大学生对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偏好及其异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一些学者利用各类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证明了非货币化职业特征会显著地影响高校毕业生实际感知的就业满意度^[7－8]，但其中很多研究的调查数据都在大学生毕业离校前获取^[9]，由于此时大学生对将要从事工作的各项具体特征很可能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通过问卷向学生询问其现实中选择从事工作的具体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即去测量大学生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显示性偏好)可能导致较大的测量误差，所以大多数此类研究只考虑了诸如就业地点、单位性质、职业类型、社会保障等比较粗糙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对大学生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少有研究涉及发展机会、加班时长、就业单位的组织文化等较为具体的职业特征。此外，显示偏好数据也无法控制所有影响大学生就业满意度的职业特征，而遗漏变量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为了克服显示偏好数据的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利用陈述性偏好数据研究大学生对假想的工作机会中各项具体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偏好。这时，将尚未确定工作的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可以避免大学生在现实中选择的工作机会“先入为主”地对其对假想工作机会中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偏好产生影响，使测量结果更加准确。就业满意度取决于求职者就业实际感知和就业期望的差异程度^[10]，在校大学生在就业前对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主观偏好同样十分重要。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是实验经济学中一种常用的调查受访者陈述性偏好的问卷设计方法。到目前为止，选择实验法主要被用于资源环境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非市场价值评估研究中，而较少被用于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中。国外现有的少数几篇使用选择实验法的在校大学生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研究往往将被重点关注的数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和工资通过一定的正交设计原则进行组合，构成一系列假想的工作机会供受访学生选择，进而明确工资与非货币化职业特征之间的替代关系，并准确计算出受访学生对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受偿意愿。虽然受访者在选择实验情境下做出的选择可能与现实求职中的决策存在一定差异，但选择实验法在克服内生性问题、提高研究定量化程度、扩展研究内容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它值得作为研究我国在校大学生就业期望及其对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主观偏好的一种新方法加以尝试。

本文使用612名在校本科生的陈述性偏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借助混合Logit模型，研究了在校大学生对升迁机会、工作稳定性、组织文化、在职深造机会、商业医疗保险、加班时长六种具体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偏好和受偿意愿，并分析了职业目标、性别、人力资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的影响。为了控制不同城市间生活成本差异对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选择实验中所有的假想工作机会的就业地点都应位于同一城市；南京市作为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我国重要的教育科研基地，拥有众多不同层级的本科高校，适合本研究开展调研，因此，本研究将选择实验中所有假想工作机会的就业地点均设为南京。考虑到经管类专业学生具有人数众多、就业面广、职业特征偏好异质性强的特点；而高年级的本科生相较于低年级本科生对自己毕业后的就业倾向、职业目标以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且其当前阶段的职业特征偏好很可能会延续到不久后的工作搜寻和职业选择中，故本研究将调研对象选定为本科毕业后考虑直接在南京就业的大三、大四年级经管类专业本科生。

02

文 献 综 述

(一)大学生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研究

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往往通过让受访学生对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重要性进行打分或排序的方法开展在校大学生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的相关研究。随着近年来实验经济学方法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职业特征偏好相关研究的定量化程度逐渐提高，国外少数研究开始利用选择实验法定量估计在校大学生对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陈述性偏好和受偿意愿。表1总结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虽然各项研究中受访学生最重视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有所不同，但许多相关文献都显示，升迁机会和发展前景普遍受到各类受访学生的重视。

相比于选择实验法，打分和排序方法至少具有以下两点不足。首先，在对各项职业特征进行打分或排序时，受访者往往会在单独考虑每项职业特征的重要性后给出相应的分数或排名；但在现实中选择职业时，大学生面对的是各种职业特征组合而成的工作机会，这使得打分和排序的结果很可能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Butler等让受访学生分别对每个单独的职业特征和由一系列职业特征组合而成的工作机会进行打分，发现两种方法下得到的结果具有显著差异^[18]。其次，打分和排序方法的定量化程度较低且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现实指导意义较差。

(二)在校大学生就业偏好影响因素研究

大学生对各种职业特征的偏好是否能够得到满足是影响大学生就业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它们与其它偏好一起共同构成了大学生在选择职业过程中所体现的主观偏好。不少研究都发现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偏好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是影响大学生就业偏好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以及儒家文化中对女性“相夫教子”的定位仍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包括当代大学生在内的许多青年女性的就业偏好，是否有时间兼顾家庭是许多女性选择职业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19]。除了性别，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会显著影响其就业偏好。在人力资本方面，孔高文等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量较高、个人能力较强的大学生更倾向于离开故乡寻找工作^[20]。杨钋等的一项针对大三学生的研究表明，职业成熟度高的学生更加偏好在一线城市或二线城市从事高收益行业，并且他们相较于职业成熟度低的学生具有显著更高的期望起薪和保留工资^[21]。在社会资本方面，由于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本科毕业生在首次就业前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故影响其就业偏好的社会资本主要是由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声望和家庭收入水平等指标共同构成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沈亚芳和周若辰的一项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更偏好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类型^[22]。肖璐和范明的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毕业生的农村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往往更不愿意前往农村就业^[23]。

大学生就业偏好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本研究开展异质性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除了上文提及的性别、人力资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外，具有不同职业目标的大学生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也可能具有显著差异；分析不同职业目标的在校大学生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的异质性，有利于政府、高校和就业单位有的放矢地实施相应的政策和对策，提高大学生主观偏好与其目标职业非货币化职业特征供给的匹配程度；而现有研究却较少关注职业目标对大学生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的影响。

(三)本文的贡献

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贡献如下：第一，在研究方法方面，相比于传统的打分和排序方法，本文使用的选择实验法定量化程度更高，也更贴近现实情况；选择实验问卷中设置的假想工作机会解决了在校大学生入职前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控制了其他未被重点关注的职业特征的差异，因而有效降低了显示偏好数据存在的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涉及了以往使用显示偏好数据开展的研究未曾重点关注的多项具体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并研究了在校大学生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的异质性，尤其是职业目标对大学生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的影响。第三，在理论方面，本文以Rosen的补偿性工资差别理论为理论基础，重点关注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与工资间的替代关系。总体而言，本文在国内率先使用选择实验法研究了在校大学生对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偏好和受偿意愿及其异质性，以期为未来我国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可靠的研究思路和定量方法；并为如何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期望和就业实际感知的更优匹配，进而提高我国大学生的就业满意度提供一定的现实参考。

03

模型与估计策略

(一)混合Logit模型的构建

选择实验的实证理论基础是McFadden的随机效用理论^[24]。根据随机效用理论，假设U_nit是学生n在t情形下选择第i个工作机会所能获得的效用，则如(1)式所示，U_nit由确定项V_nit和随机项ε_nit组成。确定项V_nit＝βX_nit，其中β是效用分值向量，表示个体偏好，X_nit是t情形下，选择情景中假想工作机会i所具有的职业特征向量。

当受访学生从某一假想工作机会中获得的效用大于同一选择情景中所有其他假想工作机会时，他就会选择该假想工作机会。假定(1)式中的随机项ε_nit型极值分布，可用条件Logit模型描述受访学生的选择行为^[25]。学生n在t情形下在j个可供选择的假想工作机会中选择工作机会i的概率P_nit可以表示为：

条件Logit模型假定受访者对各项职业特征的偏好是同质的，且会使各项职业特征间的交叉替代弹性与现实相违^[26]。相比之下，混合Logit模型因为允许受访者偏好的异质性而更接近于真实的选择情形。有研究表明，当需要同一受访者做出多次重复选择时该模型尤为有效^[27]。本文所使用的选择实验法正是如此。

与条件Logit模型不同，混合Logit模型各属性层次的系数β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服从某种特定的分布f(β|θ)。该分布的参数θ由样本个体的一组参数决定。通过(2)式在β的所有取值上积分，可得无条件概率如(3)式所示，随后即可进一步利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出各个属性层次的系数。

参考以往使用选择实验法研究的普遍做法，在本文的混合Logit模型中，我们假定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变量的估计系数是随机的，且服从正态分布；而月工资变量、“不选项”、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是固定的。

(二)受偿意愿的计算

受偿意愿是指受访者在至少保持自身效用不变的前提下愿意卖出自己拥有的某件物品或服务的最低售价。由于在校大学生还没有正式获得工作，故期望的月工资可以视为其出售一个月劳动时间的受偿意愿。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价值可以用受访学生在这项非货币职业特征得到改善后，在至少保持自身效用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放弃的月工资的多少(也即一个月劳动时间受偿意愿的减少值)来表示。若假设受访学生从假想工作机会中获得的总效用是各个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和月工资所带来的效用的线性加总，则由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带来的受偿意愿减少值可以表示为：

(4)式中，βt是混合Logit模型中该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变量的均值估计系数，β_w是月工资变量的估计系数。由于本文假设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估计系数呈正态分布，而月工资的估计系数是固定的，故受偿意愿在受访学生群体中也呈正态分布^[28]。参考以往使用选择实验法研究的普遍做法，本研究使用Krinsky和Robb提出的参数自展方法估计受偿意愿的置信区间^[29]。

04

问卷设计和数据描述

(一)问卷设计

参考以往使用选择实验法研究的常见做法，为了明确本研究中选择实验的具体属性水平设计，笔者在正式的问卷调查开始之前先开展了一次预调研。在预调研中，笔者使受访学生针对20余项以往使用打分和排序方法的研究中经常出现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重要性进行打分；此外，预调研还获取了受访学生在初职选择中可接受的最低月薪、期望可获得的月薪和每周可接受的最长加班时间等信息。预调研最终共收集到来自南京不同层级高校大三、大四年级经管类专业在校本科生的有效问卷186份。

设计选择实验问卷首先需要明确研究所关注的具体属性。绝大多数使用选择实验法的研究都会选择3～6个非货币属性来设计选择实验，很少研究会涉及超过8个属性^[30]。因此，根据预调研结果，笔者在综合考虑了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受重视程度、可定量化程度和政策可干预性后，最终选定升迁机会、工作稳定性、组织文化、在职深造机会、商业医疗保险、加班时长六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作为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每项职业特征的具体水平设定、变量赋值及文本描述见表2。

在明确了重点关注的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后，还需要为工资和加班时长这两项数值型的职业特征设置具体的梯度。本研究假定问卷中出现的所有假想工作机会的就业地点均为南京，而南京市作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生活成本相较于全国大多数城市都明显更高。大多数参与预调研的受访学生对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有较为清晰的认知，预调研结果显示，受访学生毕业后若在南京工作，其可以接受的最低薪酬的平均值为4775元/月，期望薪酬的平均值为6862元/月。综合考虑南京市的实际生活成本和预调研的结果，本研究将问卷中假想工作机会的工资水平设置为5000～8000元/月，每1000元一个层次，共4种工资水平。2019年上半年，“996工作制”^①及其相关话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本研究希望估计出在一定的时长范围内每周多加班一小时给本科毕业生带来的平均负效用的大小。预调研结果显示，超过60%的受访学生每周可接受的最长加班时间不超过10小时，近90%的受访学生每周可接受的最长加班时间不超过20小时，故本文将问卷中假想工作机会的每周加班时长设置为5～20小时，每5小时一个层次，共4个层次。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问卷的第一部分调查了受访者的性别、学校、职业目标等个人信息以及一些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问卷的第二部分为选择实验问卷。为了解决显示偏好数据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受访学生开始填写选择实验问卷之前，笔者告知他们，选择实验中所有的假想工作机会在未提及的各项职业特征方面都是相同的。在本研究的选择实验中，每个选择情景都由两个假想的工作机会和一个“不选项”构成。选择实验的选项卡示例如图1所示。

根据表2中对各项职业特征及其水平的设定，本研究的选择实验中共可能出现512个不同的假想工作机会，显然在一份问卷中包含所有可能的选择情景并不现实。有研究表明，受访者在完成15－20个选择情景后就会产生疲劳^[31]。为了在通过囊括尽可能多的选择情景来保证实验设计效率的同时减轻受访学生的认知负担，本研究将问卷分为20个版本，每个版本只包含5个选择情景，每名受访学生只需要完成其中一个版本的问卷。本研究利用SSI Web软件经由Balanced Overlap方法生成问卷，并经过软件检验表明选择实验设计达到了较高的设计效率。

(二)调研实施与数据描述

本研究的问卷调研工作于2019年10月—2019年11月在江苏省南京市多个不同层级的本科院校开展。参考岳昌君的研究^[32]，本研究使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抽样方法，将南京市的本科高校分为3类，分别是“双一流”高校、普通一本高校和二本高校，对于每种类型的高校各收集200份左右的有效问卷。调研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12份，其中来自“双一流”高校学生的问卷201份，来自普通一本高校学生的问卷205份，来自二本高校学生的问卷206份。在本研究的样本中，20个版本的问卷数量大致相等，因此，不同版本问卷内容的差异不会影响本研究对整个受访学生群体受偿意愿的估计结果。又由于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20个版本的问卷是被随机地分配给受访学生的，受访学生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到的问卷版本无关，因此，不同版本问卷间的内容差异也不会影响本研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表3展示了受访者的个人特征以及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衡量指标的变量赋值情况和描述性统计特征。612名受访学生中，男性的比例只占到了总人数的27%左右，这大体上符合经管类专业女生多、男生少的现状。在职业目标方面，有30.72%的受访学生希望在私营企业就业，46.40%的受访学生希望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公共部门就业，另外有22.88%的受访学生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整体来看，经管类大学生群体在职业目标方面的异质性很强。从学习成绩、学生工作经历等方面来看，样本中受访学生的人力资本相较于平均水平可能略微偏高，这可能与人力资本较高的在校大学生对问卷内容更感兴趣、应答率更高有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测度指标显示，样本中超过一半学生的家乡位于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地级市，这是由于本文的调研对象是南京市的在校本科生，抽样总体中本就有许多受访学生来自于江苏省、浙江省等一二线城市较为密集的发达省份。

04

结 果 分 析

(一)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和受偿意愿

表4展示了混合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从表4中汇报的均值估计系数的相对大小可以看出，受访学生对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重视程度从高到低的排序为：升迁机会、在职深造机会、单位的组织文化、商业医疗保险和工作稳定性。此外，受访学生对全部六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偏好分布的标准差估计结果均在0.1%水平上显著，说明受访学生对各项职业特征的偏好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意味着开展异质性分析的必要性。

在除加班时长外的五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中，受访学生对升迁机会、在职深造机会和单位组织文化的重视程度较高。在所有非货币化职业特征中升迁机会的估计系数最高，说明受访学生非常重视所从事的职业是否可以为自身带来丰厚的长期回报。从表1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大多数现有的相关研究也都得到了“升迁机会(或长期职业前景)是受访学生最为重视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这一结论。这种现象的发生可能与本科毕业生普遍较低的薪酬起点有关，若就业单位不能给予他们较好的发展机会和升职空间，从初始岗位中获得的报酬可能难满足本科毕业生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表4中升迁机会的均值估计系数要大于对应的标准差估计系数，而在其它职业特征的估计结果中都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说明受访学生对升迁机会偏好的异质性较其他职业特征更弱；具体来说，在正态分布的假定下，约有87.8%的受访学生在完成选择实验的过程中都体现出了对升迁机会较多的假想工作机会的明显偏好。除了升迁机会外，受访学生对在职深造机会的重视程度也很高。这可能与本科毕业生在学历上与硕士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相比具有明显劣势有关。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用人单位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毕业生也越来越重视将学历作为谋求更好岗位和升迁机会的“敲门砖”，这与受访学生对升迁机会的重视相辅相成。估计结果还显示，受访学生对以人为本、自由开放的组织文化具有明显的偏好。就业单位的组织文化是工作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环境价值取向的大学生具有较弱的功利色彩，更关注工作时的心情愉悦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和谐^[33]。这说明当代大学生在重视个人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希望在工作中获得良好的内在体验。

相比于上述三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受访学生对工作稳定性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这说明受访学生对于短期内暂时失业或跳槽可能并不持抵触态度，许多受访学生倾向于“先就业后择业”——若当前职业不能满足大学生在个人发展机会和工作内在体验方面的需求，他们更倾向于另谋职业，而不是特别重视是否与就业单位签订长期的工作合同。此外，现有研究常常认为，大学生是由于自身职业定位不清或受就业压力影响才会勉强接受“先就业后择业”的选择^[34－35]。然而，由于受访学生在本研究问卷中的各种假想工作机会间做出选择时并不像在现实择业中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先就业后择业”可能已经变成了受访学生的一种主观偏好和就业价值取向而非向就业压力妥协而被迫做出的选择。这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需求不断趋向高级化、多元化，即便在确定工作并签订劳动合同后，高校毕业生与就业单位之间也呈现出“双向选择”的特征。

本文混合Logit模型估计结果所体现的就业偏好模式说明，不少受访学生很可能只将本科毕业后获取的第一份工作当成从学校至社会的“跳板”，相比于职业稳定性，他们在第一份工作中更注重工作经验的积累和个人能力的锻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何受访学生对在职深造机会这种“辞职后可带走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组织文化这种“辞职后不可带走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

表5展示了受访学生对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受偿意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在起始月薪变动范围为5000～8000元时，为了获取一个升迁机会较多、支持在职深造、组织文化自由开放的工作机会，受访学生分别愿意放弃最多2398元、1707元、1297元的起始月薪；而相比较短期工作合同，一份长期工作合同给受访学生带来的效用则不大于增加696.2元的起始月薪所带来的效用^②。

虽然从表4中均值估计系数的相对大小来看，受访学生对商业医疗保险的重视程度相对来说不及升迁机会、在职深造机会和组织文化；但表5中的受偿意愿估计结果显示，受访学生愿意为一份单位购买的商业医疗保险放弃1000元左右的起始月薪，这个金额要明显大于当前我国保险市场上的大多数“医疗险＋重疾险”的月均保费。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受访学生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具体价格没有较为准确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单位员工统一参保减少了高校毕业生购买商业保险的搜寻成本，也降低了其受骗的概率和获得赔付的难度有关。此外，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可能是彰显就业单位强大实力和对员工负责态度的有效途径，因而可能会提高受访学生对就业单位的认可度，从而产生额外的价值。

在每周加班时间的变动范围为5～20小时的情况下，平均每周多加班一小时(大约相当于每月多加班4小时)，使受访学生效用无差异的起始月薪补偿为185.8元；将这一估计值与由选择实验问卷中平均起始月薪(6500元)折算而成的时薪对比发现，受访学生对于每多加班1小时要求的平均工资补偿约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率的125.8%^③。这说明如果就业单位支付给加班员工一份略高于正常工资率的补偿性工资，是可以弥补加班给员工带来的负效用的。较为合理的受偿意愿估计值说明了在超时工作成为我国社会上的普遍现象、“996”工作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的情况下，受访学生群体对加班的抵触情绪并不是特别大；这也暗示了合理时长、合理补偿下的自愿加班是可能的，就业单位不需过分担心由超时工作引发的工作倦怠和跳槽行为。

(二)异质性分析

从表4中受访学生偏好分布的标准差估计结果来看，对南京市经管类在校大学生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进行异质性分析很有必要。若要分析个人特征变量对受访学生的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有何影响，则需要在表4中展示的基准混合Logit模型中加入各项个人特征变量与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变量的交互项，通过交互项估计系数的正负及统计显著性判断影响的方向及大小。

本研究分析了职业目标、性别、人力资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4项个人特征变量对在校大学生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的影响。如表3所示，本研究的问卷分别调查了受访学生的10项人力资本衡量指标和10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衡量指标，考虑到两类测量指标内部各变量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将它们全都放入模型会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故本文参考刘根荣和付煜的研究^[36]，使用因子分析法分别对人力资本衡量指标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衡量指标进行降维。首先，我们发现两类指标的KMO值分别为0.660和0.813，均大于参考值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强，适合做因子分析；随后我们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将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进行加权平均，分别构造出衡量受访学生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指标，并把它们作为和职业目标、性别一样的个人特征变量与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变量构成交互项后加入到本文的混合Logit模型中。表6展示了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和统计显著性。

从表6的计量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倾向于毕业后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受访学生更重视升迁机会，而倾向于毕业后在公共部门就业的受访学生更重视职业稳定性。这说明在大多数受访学生的认知中，私营企业的升迁机会较多，而工作稳定性较差，公共部门则相反。受访学生可能认为，在私营企业就业可以获得更多通过公平竞争取得升迁的机会，而公共部门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论资排辈”现象，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升迁；然而，公共部门却可以向所有员工提供一个“铁饭碗”，相较于私营企业，公共部门员工的失业风险要低得多，故其吸引了一批重视职业稳定性的受访学生将其作为职业目标。第二，女生及人力资本较低的受访学生对在职深造机会的偏好程度显著更高。这两类在校大学生都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这说明在未来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受访学生可能意识到了自身的就业竞争力较小，并希望通过获取在职学历的方式弥补劣势。第三，男生对于加班的接受程度更高，加班为其带来的效用损失相对较低。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仍然在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就业偏好，即便是尚未毕业的女大学生，也可能会从家庭、朋友、社会舆论等方面受到影响，认为自身应该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家庭而非事业上，从而对加班产生更强的抵触情绪。第四，人力资本较高的受访学生对升迁机会的重视程度更高，这可能是由于在升迁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人力资本较高的高校毕业生最终获得升迁的概率更高。第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受访学生更重视职业稳定性。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他们所在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另一方面，根据王小璐和风笑天的观点，这种现象也可能与拥有更多家庭社会资本的大学生有更充足的职业发展机会可供选择有关^[37]。值得注意的是，本部分的混合Logit模型中同时包含了四种个人特征变量与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变量的交互项；这意味着即便是在人力资本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受访学生相同的情况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受访学生仍然倾向于在选择职业时“求稳”。

06

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本文利用南京市不同层级高校大三、大四年级612名经管类专业本科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研究了在校大学生对各项具体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偏好和受偿意愿。研究结果显示，受访学生最重视升迁机会，其次为在职深造机会、单位的组织文化和商业医疗保险，而对职业稳定性的重视程度最低。受访学生愿意为改善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放弃696.2元～2398元的起始月薪；对于每周多加班一小时，受访学生则要求得到平均46.45元/时的工资补偿。此外，南京市经管类在校大学生对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偏好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职业目标、性别、人力资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会显著影响受访学生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对政府、高校、就业单位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及对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该从完善失业保障机制和自愿加班补偿制度两方面进一步规范我国劳动力市场。政府应该通过完善失业保障机制增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竞争高风险、高回报工作岗位的信心，降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不平等，同时有效降低频繁跳槽给高校毕业生带来的人力资本损失和经济负担。此外，虽然本文结论显示，受访学生对加班的抵触情绪不是很大，约为正常工资率1.25倍的补偿要求也低于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数额，但加班确实给受访学生带来了显著的负效用，有关部门要将《劳动法》中的加班工资制度落到实处，保护青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在本科生教育方面，高等院校应通过就业指导课程等多种途径了解在校大学生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的异质性，向具有不同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的本科生提供个性化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尽可能地使本科生在校期间获得的就业能力与符合其职业特征偏好的目标职业的要求相匹配，提高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在研究生教育方面，高等院校应规范和严格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准入和毕业考核制度，提高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含金量。许多本科生可能将未来就业后攻读在职学历当成一种补充人力资本、弥补竞争劣势的重要手段，因而高校应致力于使学生的人力资本在攻读在职学历的过程中得到切实的提升，进而使在职研究生教育成为青年劳动者通过个人努力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以降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不平等。

第三，各类就业单位尤其是公共部门应该建立健全更加公平的竞争和升迁机制；同时也应该充分了解即将入职的应届毕业生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情况，并致力于在其他各项受到其重视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方面满足新员工的合理需求。公共部门应当进一步破除“论资排辈”的传统，以吸引更多人力资本较高的大学生前来就业。此外，为降低员工频繁跳槽带来的损失，就业单位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与应聘岗位要求相匹配的大学毕业生；同时在支持员工在职深造、建设单位组织文化、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等方面适当投入资金，满足员工的各项合理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几点局限和不足之处。第一，本研究仅以南京市不同层次高校经管类专业本科生为例研究了在校大学生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偏好，因此，本文的结论能否适用于其他城市、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在未来研究中仍需要进一步检验。第二，为了提高选择实验的设计效率、降低受访学生的认知负担，本研究只关注了6项较受受访学生重视、政策含义较为明确的非货币化职业特征；参考以往使用打分和排序方法开展的相关研究，在校大学生对“工作内容是否符合个人兴趣”等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的重视程度也较高^[16]，未来研究可以使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在校大学生对这些职业特征的偏好和受偿意愿。第三，选择实验法虽然允许受访学生从由各项非货币化职业特征组合而成的假想工作机会中进行选择，但其结果仍然会与大学毕业生在真实求职情景中的决策有差异，也即存在“假想偏差”^[30]，未来研究可以采取适当的方法对此类研究假想偏差的大小进行测算。

注

释

① “996工作制”是指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

②因现实中南京市“双一流”高校、普通一本高校、二本高校三类高校，经管类专业在校本科生的人数比例为1：1：1.3，笔者按这一比例从612份问卷中抽取了一个522份问卷的子样本作为稳健性检验，发现子样本的受偿意愿估计结果与原样本在统计上并无显著差异。限于篇幅，本文没有给出稳健性检验的分析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③这里假定劳动者的正常工作时间为每月22天，一天工作8小时，算得当月薪为6500元时，每小时的工作报酬为6500/22/8＝36.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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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教育与经济》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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